共合作，呕心沥血于国家的统一大业，伟绩烜赫，利国利民。然而，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国民党建立的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俄、中共抱敌视态度，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成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党史研究中的一个忌讳的话题，成为“禁区”。在很长时期内，在孙中山研究的大量论著中，对孙中山晚年的辉煌史不仅罕有专门的论著，而且对这段历史或语焉不详，或只字不提，甚至肆意歪曲事实。如提出孙中山认为*党人“能积极活动，若使之游闲党外，恐有碍于国民党之工作，乃允许而容纳之。”（注：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又说孙中山因为*党人“声明服膺国民党的主义，所以很宽大的容纳了他们”（注：蒋星德：《国父的一生》，军事委员会*部1940年印，第348-349页。），等等。并且，对于与此有关的资料，如孙中山的宣言、函电等亦极少披露，在颇有分量和影响的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中，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录。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揭橥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且它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民国时期，很多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论著。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兴学会1935年出版）、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上海新生命月刊1928年出版）、叶青的《三民主义与民主*》（重庆青年出版社1945年出版）、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刘炳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重庆中央周刊社1940年出版）和杨幻炯的《三民主义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出版）等等。这些著述，各人研讨的角度虽有不同，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也各异，见仁见智，互有分歧，但几乎都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继承者，其为*、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过消极的不良影响。学术研究旨在探求真理，为了*目的而不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只能是歪曲和谬误，这是为识者所不取的。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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