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将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把人类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学、不知不觉三种人，“权”与“能”因人的不同而“区分”，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偏见。它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权与能机械地加以分割（所谓有权无能和有能无权），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林桂园的《国父*思想体系》（重庆现实出版社1945年出版）、何会源的《孙宪精义》（原名《论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央*制度之设计》，出版年份不详）、黄旭初的《民权主义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张铁君的《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出版）等书，以及相当多的论文中，在此“两论”问题上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原则出发作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毛病。它们甚至利用和夸大“两论”中消极因素及理论弊病，为蒋介石强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使之能打着“万能政府”的旗帜，将全国人民置于“阿斗”的无权地位，借以剥夺人民应享有的权利。这种研究方法，全在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对孙中山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第三，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探求。
几乎所有的论著，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著述中，多属于史事的概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很少涉及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没有把孙中山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体例也几乎是各家一致，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仅摆出一大堆历史现象，流于资料罗列，类如长编记事，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出于某种*需要和历史偏见的应景、应时之作，其内容乃至文字颇多雷同，缺少创见和新意。就是在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著作中，也由于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见解，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已注明者也明显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们虽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多少有用的史料，却很难说是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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