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指出孙中山民权主义在理论上的不足是必要的，具体地论证却比抽象地议论显得更重要。至于“民权主义与现实革命任务联系得过于紧密”之说，则有待推敲。倘若将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必在紧密与“过于紧密”之间做文章。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等人的民权主义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的民权要求来考虑的，而是为反满与防止革命党人内部争权所设定的一个制度程序，其策略的成分大于战略的成分。孙中山等人在构思与宣传民权主义理论时，恰恰看轻了实现民权主义的艰巨性，他们既没有充分的能力，也没有认真用力去完成民权主义的任务。在孙中山退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日，便是他过早地宣告民权主义的革命任务业已完成之时。不是行动本身“造成*思想的简单化”，而是简单化的民权思想呼唤出简单化的民权行动，甚至酿出对自身行动结局的错觉，让胜利冲昏头脑，并使后世研究者至今还在为衡估辛亥革命的成就而见仁见智。殊不知，当年像宋教仁那样能充分认识到实行民权主义的重要性与艰巨性的革命家寥若晨星。 

有的论者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宏观理想与微观操作的差异入手，认为其“宏观的理想是彻底的‘主权在民’，现实的运作则从极权的‘军政’时期开始。”宏观上的理想主义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它可以成为信仰的支柱和*实践的精神动力。”但“又具有主观空想的因素，脱离中国的现实，因而难以实现。”“抽象的直接民权理论，只停留在口号和形式的阶段，无助于民主*的实践。”孙中山民权主义政体设计“在程序上是现实主义的。”（注：江秀平：《宏观的理想主义与程序的现实主义－－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政体设计的探析》，载《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这种分析可望提纲挈领地帮助读者清除来自民权主义的诸多疑惑。不过，差异就是矛盾。孙氏的民权主义为何存在宏观理想与微观操作的差异？二者在同一历史时空中究竟曾统一在什么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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