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恰恰不利于资产阶级，“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可知，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革命的有机结合。”（注：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日本·神户·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12.13-17.另见郭世佑：《晚清*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这是迄今大陆学者中发表的第一篇明确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旧说的论文，值得注意。
关于民权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一般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中华民国的创立奠定了不可移易的理论基础，并为孙中山晚年的不断革命留下了相应的空间。
有的论文指出，与整个近代民主思潮一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呈现出“先‘政’（*制度）后‘教’（文化价值观念），重政体制度、轻个性觉醒的特征”。“辛亥前，孙中山注重于*制度的设计，直接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吸取思想养料；辛亥后，他把眼光延伸到民主的价值与*文化层面，但偏离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正轨；他对自由的阐释推演出对个人自由的否定；为训练人民民主*能力的‘训政’的设计，则成为后世实行一党专制的藉口”。（注：贺跃夫：《关于孙中山民主观的再思考》，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6),1988年版。）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民主观与革命实践是相脱节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的民主观“激进却又不成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民主观“相对成熟但又倾向保守，表现了较多的与现实相妥协的特性。”（注：欧阳哲生：《论孙中山的民主观》，《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4),1986年版。）如果避开辛亥革命是否失败这一颇有歧义的结论不谈，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根基浅薄”并非没有根据，它至少并不比同时代的君主立宪论的倡导者梁启超的民权主义更丰富、更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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