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和“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注：李光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1980年代之后，多数学者认为过去的评价有失偏颇，革命程序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主革命运动的一般过程”，“解决了人们关于‘人民知识水平太低，难以骤进于共和’的疑虑，鼓舞了人们对于民主革命的信心”。需要批评的是：“一、应强调人民自己训练自己；二、革命家和新政府自己也需要训练。”耿云志还分析了以往造成偏颇之论的原因，一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水准苛求前人；二是把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同后来国民党的训政实践联系在一起。（注：参见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韦杰廷、陈先初：《孙中山民权主义探微》，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2页；刘兴华：《孙中山思想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耿云志：《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7页脚注等。）
笔者以为，建立民权制度无疑应对国民的素质提出相关要求，至于怎样才能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既不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也不盲目高估，均值得进一步考虑。也许在发动革命期间，革命领袖必须高估也往往高估，革命成功之后，则必须面对实际情况，重新调整思路，提出新的对策。二者的差别，就是所谓“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差别，这也不失为一个悖论。
（二）五权宪法
孙中山常把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并提，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近50年来，有关研究成果明显递增，仅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为题的文章就有25篇，其中1950年代1篇，1980年代7篇，1990年代12篇，2000年以来的近3年内也有5篇。如果包括以“五权分立”和以“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为题的论文，数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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