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耿云志指出，孙中山宪法思想的“长处在于其理想主义，其短处亦在于其理想主义”。从理想的角度看，“应当承认它对西方民主思想有所突破，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然而“脱离中国实际”，“忽略了限制政府权和权力制衡的深刻意义”。（注：耿云志：《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王永祥等认为，五权宪法论既不同于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代议制理论，又不同于苏维埃体制，它“力图立足于中国现实，把西方的*法律思想和东方的某些优良传统融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宪法学说和新式的政体。”但是“孙中山的阶级局限性限制了他的视野，影响了其理论思维的进取性和对阶级关系的合理调节”，“使他不能根本解决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注：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新论》，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另可参见王永祥、石毕凡：《孙中山“五权宪法论”特质之我见》，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对五权宪法思想进行恰如其分的评析，当属孙中山思想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较之“三权分立”学说，五权宪法思想究竟有何原创性的意义？其实际操作效果何如？似可进一步讨论。窃以为，孙中山作为熟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时刻关注世界潮流的革命家，并不迷信西方的民权主义制度，能看到西方制度的某些弊端，试图在自己的实践中予以克服，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至于其方案的合理性究竟如何，克服西方弊端的成效如何，是另一回事。提出五权宪法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似乎还多于其实际操作意义。
（三）政党*
徐思彦对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纵向考察，指出，孙中山曾在民国初年“大力提倡政党*”，当时却不具备实行西式政党*的条件（注：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第二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版。）。也有人认为孙中山“对于民初政党*总体上始终赞成”，但“行动上往往不很热心”。（注：参见徐辉琪：《略论孙中山与民初政党*》，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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