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这里完全适用逻辑学上的排中律，对分权主义的否定，既是对集权主义的肯定”。（注：谢刚：《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理沦来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此后，也有学者认为，五权分立“明显地是朝着强化政府权能的方向走”，“实质上只是在总统统御下的五权分工合作，不可能有事实上的互相制衡。”（注：耿云志：《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此种观点还可参见王祖志：《孙中山“五权宪法”之特质新论》，载《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新论》，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王祖志：《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研究新见》，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王英津：《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新探》，载《文史哲》2001年第4期等文。）有人主张将“五权分立”放在“权能区分”的总体结构中加以考察，认为在护国运动之前的“五权分立”只是“修补‘三权分立’”，此后提出“权能区分”，“已不是实行制约平衡原则的分权，而是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五个部门”。（注：参见李育民：《论孙中山的“权能区分”》，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1期；谢俊美：《*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在1950-60年代，多数学者对五权宪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实质上就为独裁专制开辟了道路”，（注：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载《历史教学》1955年第8期。）“反映了孙中山‘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和‘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注：李光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不过，当时也有个别论者认为，五权宪法在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人民主权思想、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思想、朴素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等方面，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注：陈盛清：《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
进入1980年代以后，有关争论日趋激烈。李时岳等认为，五权分立“未必能解决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流弊’，但表明孙中山‘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的民主原则”。（注：李时岳、赵矢元著：《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唐凯麟则认为，五权宪法的考试、监察权，虽“不能说没有任何积极因素，但终究不过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和御史制的流风余韵的改装”。（注：唐凯麟：《也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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