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已涉及其中个别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往往是各说各的,缺乏专题讨论,影响学术对话。又如,“革命思想”未必就是“民主思想”或“民权主义思想”,这在不少论著中却未曾严加分辨。再如,有的论文问题意识淡漠,对同行的学术成果不大关心,不去认真考虑自己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什么学术基础上,从哪些方面切入方可有所创获,这就难免泛泛而论,炒剩饭,缺乏深入分析。
2.部分论著还不能突破*家的著作预定的思想框架,缺乏创新。
长期以来,史学主体容易受*环境的影响。重复毛泽东等人的定论既保险,又省力,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近50年来,大陆学者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术成果,但也有不少论著还不能摆脱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不仅论题重复,论点和论据也多重复领袖人物的表述。诚如章开沅先生在评论大陆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状况时所指出的,1980年代以前,“历史学者只能在毛泽东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列宁的著作(如《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框架之内来研究、思考”。80年代以来,“情况的确有所好转,但改进仍不充分”。“传统的观念及国家领导人的若干即兴讲话,对于学术研究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约束力”。(注:章开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另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就研究队伍而言,关于民权主义思想的研究者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二是*学、法学研究者;三是高校公共*课研究与教学者(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者);四是高校、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要想克服革命史观的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后两类人员似乎比前两类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3.某些论著忽视思想的整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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