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孤立研究某一方面，容易引起片面和扭曲的认识。孙中山的思想常被切割为*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等等，每一种思想又被分为很多小的分支，这样不断地细分也许便于论述，但容易导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思想体系顾此失彼，甚至造成精髓的流失和见木无林。显然，支解思想与文本的做法需要限制在整体与部分相结合、言与行相结合的基础上。如孙中山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对西方民权主义谈得不多，对中国民本主义谈得也少，更多的只是从汉族受压迫、汉人没有权利这个角度来谈民权。他的民权主要是指汉民族即汉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反满言行不仅是在为创建民国开辟道路，具有手段的意义，同时也是革命的重要目的，很难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同民族主义截然分开。再如，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的论述，有时着眼于国家体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界定，有时则视为建国程序中“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的途径；有时侧重于地方*、经济建设或公益事业，有时则从直接民权的角度着眼。如此复杂的地方自治思想，就需要研究者把孙中山的各类论述同具体的时空背景一并考察。
4.个体与群体、静态与动态分析结合得不够
如所周知，孙中山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思想家。研究他的思想，需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等层面拓宽思维空间，通过层层解剖，*孙氏思想与实践的真貌。例如，除了充分考虑社会环境与个人心态等变量外，思想载体的群体研究力度需要加强。他的民权思想与杨衢云、秦力山、邹容、宋教仁、廖仲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之间有无承继或借鉴关系？如果有，其时间顺序与主次情况又是何如？当革命群体的整体思想水准与精神风貌以及个体与个体的互动关系一齐纳入学术视野时，对领袖的孤立或神化就能控制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孤立的个体研究却容易见木不见林，文本的局限性也容易把思想史研究导向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如果某个文本是为发表而写，或为发表而演说，那就更需要费点力气，认真清理作者或演说者内心深处的真实理路。
无庸讳言，近代民权主义本身并非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欲期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失民权本真的民权主义理论体系，谈何容易，落实尤难。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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