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洋务企业的专利权进一步扩大。洋务派对那些与自己争利多、威胁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附股搭办也不行，而强迫将其停办。例如，1878年，台湾基隆煤矿投入大规模生产的前夕，官府为了保持该矿的垄断地位，便以民窑积水泄入官矿为由，封闭了附近12座私营煤窑，禁止煤户开采。随后，又陆续封闭了其他各处私营煤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587～592页。> 

　　洋务派在办军事企业时，一开始就将它们分别变成自己集团的*资本，而对民用企业则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能完全如此。80年代后期，洋务派对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先后都进行了改组。通过改组，更多的洋务派亲信或封建官僚被安插到企业中来，使之封建性大大加强。这方面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李鸿章、盛宣怀官僚集团几乎囊括了全国重要的民用企业。1894年11月后张之洞曾代理两江总督，而湖北铁政局等企业，仍由他“遥领”。因此当时有人指出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非民人之利，乃公司之利”<《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3卷第11页。>。所谓“公司”实际上就是指北洋官僚集团。也就是说，通过80年代后期的改组，民用企业也完全成了洋务派的*资本。 

　　不难看出，19世纪80年代后，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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