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郭嵩焘中途溜号这件不光彩的事是不便为集团以外人言的，所以同年11月22日，郭仍以援江西军功被保举特授编修。而咸丰年间军兴以来，以军功点翰林者，他是第一位。这就是他第二次事业高潮做京官的由来。肃顺党人兵部尚书陈孚恩在南昌围城期间曾与郭嵩焘共处两月，甚为相得，想必对位书生谈兵的头头是道颇感兴趣。于是又于1859年1月间奏保他与另一位边事专家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兵机，足备谋士之选。”（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遂入直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旋又随僧格林沁赴天津帮办军务，与闻“练兵、筹饷、制器械三事。”（注：《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六日。）郭嵩焘也就以军事专家自居，在外战中也高谈阔论起来，慢慢地就成了洋务专家。
1859年10月，郭奉钦命踌躇满志地赴山东烟台等处海口查办厘捐事宜。这次他自以为是政绩不错，也“忍苦耐劳”了：“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载，并文移书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册。两次焚疏告天，忍苦耐劳。”但是何以又“尽成一梦”？（注：《玉池老人自叙》。）原因是他在烟台越权在福山县设局抽厘，并擅自委派他的一位懦弱无能的同年旧识，当地士绅潘铭卣主持。结果因横征暴敛，商民聚众捣毁厘局，殴毙潘铭卣。僧格林沁本奉钦命派了一名副手李湘芬协同办理，但郭嵩焘只愿意带随员，不愿意有副使，不等会同李湘芬即行启程。所以后来郭嵩焘的一切行事，既未让李湘芬参与，也未与山东巡抚文煜会商，僧格林沁更不知情。郭嵩焘闯了祸，僧格林沁也只能如实参奏。结果，1860年1月“交部议处”，但也并未查办。郭本人却愤愤然，于是年4月称病返里，京官也不干了。曾国藩知道后自然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朝廷内线，劝他不要急于辞官。这大概即是1861年曾国藩在所赠对联中委婉说他“忙里错”，要他“且更从容”的来源。而当时曾国藩表达得远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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