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致书两江总督曾国藩说：“度家兄情性，终非能作自了汉者。独其平日待人以诚，而不甚鉴别，常恐为人所误，须得良友辅之乃妙，细思而未得其人也。”（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6册，《郭昆焘致曾国藩》。）“自了汉”即善始善终能圆满完成任务者。郭嵩焘也曾如此这般向咸丰皇帝推保左宗棠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所以人皆服他。”（注：《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60年时，曾国藩也谓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注：《曾文正年谱》第6卷，第8页。）这就是说，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心目中，左宗棠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善始善终，而郭嵩焘正相反，既不能“耐苦”，又不能“了事”。
郭嵩焘在苏松粮储道短短半年多任上幸好碰巧与冯桂芬共事。桂芬乃江苏士绅领袖，太平军陷苏州，避地上海。李鸿章就苏抚，延桂芬入幕。郭嵩焘抵沪，与桂芬志同道合，鸿章又全力支持。以嵩焘湘军元老之声望，桂芬熟悉地方之才具，二人相得益彰。对明初以来，东南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因重赋而导致大、小户积重难返之弊，乘军事未定之际，先行予以改革，为湘军*集团广泛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切实支持，做出了实际贡献。郭、冯二人在此期间的交好程度，达到了冯桂芬作媒，郭嵩焘娶了当地士绅钱调甫之妹为继室的程度。但冯桂芬也认为嵩焘对实际问题了解得并不深入，而有“郭公不知钱谷”之评。（注：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江苏减赋记》。）任粮道而“不知钱谷”，显然是个“外行”。然而，1863年7月，郭嵩焘离苏松粮道任赴江苏泰州履任两淮盐运使新职时，李鸿章与冯桂芬均怅然若有所失。事先，冯桂芬即屡为建言挽留郭嵩焘，李鸿章更欲郭嵩焘留任布政使。及行，李鸿章书告曾国藩曰：“筠公去后，刘（郇膏、江苏藩司）黄（芳，苏松太道）诸君更觉麻木不仁，足见书呆之可贵矣。”（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原来李鸿章对郭嵩焘才干的认识也与湘籍诸首脑的看法差不多，不过表达起来稍微客气一点而已。
“书呆之可贵”，就是德与才，知与行，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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