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其用心可知。“换乾坤，换世界”之说，言简意赅，是宝卷中三阳说、弥勒下世、劫灾、劫变等内容的直截明嘹的概括。所以当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惊骇，认为非寻常邪教可比。从叛逆的隐语，一变为明确的造反语言，是一个进步，是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壮大和力量增强的表现，否则不会有这种勇气和魄力。同时也反映了乾隆中期以后清王朝的逐渐衰落，开始露出了下半世光景。嘉庆时的白莲起义、天理教起义等，虽爆发于嘉庆，其酝酿阶段是在乾隆中期以后，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伦清水教起义作为盛衰的标志的说法，大致是可通的。
最后要叙及的是，“邪教”认为，因“邪教”案被朝廷处死的教民，“是非死也，乃历劫升天也”，“问成死罪，即能上天”，杀头的叫挂红上天，绞死的叫不挂红上升，凌迟的叫披大红袍上天[29]。当然以披大红袍上天的，最为光荣。因为在朝廷看来，他们的罪恶最大，而在“邪教”看来，他们功劳最著，所以才能获此结果。因为有这种信念，对被处死才会无所畏惧，这种宗教的信念和叛逆的实践相结合，造就了明清两代历史上无数个殉教的教徒和为改善自己困苦生活和地位而牺牲的劳动战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如封建统治阶级所说的那样：“……迷而不悔，直至俯首就戮之时，嬉笑自若，尚云转生。……[30]”。确实反映了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的蔑视和无畏的反抗精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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