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李、王、叶，史稿四传，皆经我手，世目翁为权臣，而翁传兼写德宗，君臣一德，遂成贤相，竟不能见怙权之迹。李伤匪类，王叹无行，叶较自好，亦复多偏，而儒林文苑，胥为通儒，非观日记，不克睹其真像也。[23] 

金氏所述，虽不无过分夸大其在《清史稿》编纂过程中所起作用之嫌，然而，他对日记之重视,显然是因为长期从事清人传记编纂，深知离开日记，传记便写不好。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金梁才能不畏劳苦，长期坚持，从大量繁琐的日记素材中，选择史料精华，记录了许多近代*舞台上活龙活现的人物。金梁说：“其中毁誉，一依原来，不复稍加修饰，以存其真，是是非非，录者不负责任也。” 

金梁不愧为利用日记的行家里手，他在开始选材时，曾对为数众多的清人日记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仔细考订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比如他在写传记时，曾对《景善日记》产生过兴趣，但经推敲，即发现其作伪痕迹至为显明，金氏称：  

景善，礼部侍郎，殉庚子之难，有日记传世，且译以英德文，为西人所重视。闻德军得自景宅中，多为庆王、荣相解释语，荣禄之得免祸首以此记也。西人以亲於景宅检出，故毫不置疑，而不意竟由伪作也。余校刻清史时，景善日记就流传海内外，视同信史，余亦震其名，拟於忠义传内，补撰专传，乃取日记详核之，月日时事，皆不尽符。且景为休致侍郎，观其所记，抑若与闻朝政，尤为不类。初不能解其故，后乃恍然，此记盖专为荣洗刷作也。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而西人不得不坠其术中矣，其用心亦良苦，荣竟得藉以免祸，真天幸也。余既得其真相，初改专传为附传，拟略正其误，继思伪记何可入史，乃仅以景善名字，缀於汇传，但著其同被难而已，於伪记不著一字，此亦史例。而见者或举以为责，故兹复详释之。[24] 

晚近以来对《景善日记》曾有过不少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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