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31]。惠栋认为：汉代学者都有师承渊源，训诂由经师口授，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要理解经书的真正意义，必须恢复汉儒的训诂，“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32]。他批评魏晋以后，治经者常常用俗字代替古字，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他研究易经，订正七十余字，认为；“诸家异同，动盈数百，然此七十余字，皆卓然无疑，当改正者”[33]。
惠栋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继顾炎武之后开辟了新的学术蹊径，影响甚大。“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34]。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也抱同样的主张，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35]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36]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皖派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激烈地反对汉学的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37]。汉学家们共同尊奉、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要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当然必须弄清古文字的音义。连古文字都不认识，哪里淡得上研究经籍呢?可是，魏晋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懂得古文字了，对声音训诂茫然不晓，却大言不惭地治经说经，牵强附会，随意解释，有的人干脆将不认得的古字胡乱地换成俗字，篡改经籍，真意尽失。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正是针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和和研究古代的经籍，这样才能够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严谨，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汉学家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花了很大精力，这门被称为“小学”的学科本来只是为了研究经籍的需要，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后来，名家辈出，著作很多，积累丰富，附庸蔚为大国，“小学”成了清代的一门很发达的学科。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