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人之说，发挥自己的*理想。他认为：明堂是古代祭祀、朝觐、养老、尊贤、布政、施教的地方，“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又他对“理”作了诠释，引《韩非子•解老》为根据，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这是以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来解释“理”，和宋儒说“理”，根本不同。又说：“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47]。这话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而和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
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是苏南人。他们大多格守惠氏尊汉的学术途径，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戴震说：“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江声），余君仲林（余萧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48]
沈彤的代表作是《周官禄田考》。欧阳修曾怀疑《周礼》，认为按《周礼》，官多田少，禄田将不足数。沈彤考证其实施情形，以答复欧阳修的疑难，惠栋称誉此书“二千年来聚讼，一朝而决”[49]。其实，《周礼》是后出的书，成于战国时，书中所言托之西周，未必是西周的实际情形。沈彤据以考证西周制度的实施，未免拘泥过甚。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沉》，搜辑唐以前经解，是一本辑佚书，钩稽排比，用力颇勤。但成书匆促，精审不足。当时学者王鸣盛、戴震都有所批评，王鸣盛说它“好古而不知所择”，“有本系后人语妄摭入者，有本是汉注反割弃者。书不可乱读，必有识方可以有学，无识者观书虽多，仍不足以言学”。[50]戴震则批评它名为“钩沉”，“有钩而未赏赐人者，有沉而未钩者”。[51]江声与王鸣盛都是继阎若璩、惠栋以后，研究尚书的，学风和惠栋一致。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一是尊汉注，“取马（融）郑（玄）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52]一是好改书，以古字改俗字，“采说文经子所引《书》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隶书及唐开元改易古字之谬”并且“以篆写经，复三代文字之旧”[53]。这两个特点，比惠栋还要变本加厉。江声精通古文字，但泥古太深，“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篆”[54]。王鸣盛的研究范围稍之广阔，但好古尊汉则尤甚。他作《尚书后案》，专尊郑玄，王鸣盛自己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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