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杭世骏为此书作序称：“《尚书》一经，世宗伪孔安国传，郑氏之注灭没于散亡之后，……光禄卿王君西庄（即王鸣盛），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戚然忧之，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56]。王鸣盛只尊奉郑康成一家，连其他汉儒的经注也放在次要地位，魏晋以后的注疏更不在话下。他评论汉代经学：“两汉经生蝟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57]王鸣盛的长处是别择较严，避免了惠栋兼收并蓄，混淆今古文的毛病，缺点是盲目拜倒在郑康成脚下，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偏枯狭窄，不能有创造性的研究。王鸣盛说：“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58]汉学家的弱点在王鸣盛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而且更加理论化，固定化了。王鸣盛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作《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辩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 [59]
在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的研究范围是多方面的，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60]。他虽也恪守汉儒的宗旨。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61]，“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62]。但态度还不像其他吴派学者绝对化，他认为：对古人的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不应过分株守，“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譌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63]，“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64]。他以毕生精力，作《二十二史考异》，对篇幅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考证，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二史的不同版本互勘，也用其他书籍碑版作比较，指出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和矛盾，订正了传抄或刊刻上的讹误。钱大昕不多谈义理，可是他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封建社会中，君道最尊，弑君是大逆不道，而钱大昕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也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君诚有道，何至于弑”[65]。又封建的伦理观不准妇女改嫁，钱大昕却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绝，“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66]。这些看法是比较大胆的。但他在某些问题上也主观保守。例如：在算学方面，他过分尊信中国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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