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封建主义经学的老框框里圈。.这是吴派的局限性,大体说来,也是整个清代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说:“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他撰写《周易述》,研究三十年,易稿四、五次,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注释,“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42]。
惠栋的注意力集中于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而且推备至。汉儒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全盘继承。汉代经学有今古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家;而惠栋又“参以荀、郑诸家之义”,荀爽、郑康成传《费氏易》,《费氏易》却属古文家。因此,惠栋将今古文混杂,兼收并蓄,不免相互抵触。汉人说经,讲阴阳灾异,天人合一,讖纬之学。惠栋的作品中也明显地受其影响。惠栋很得意的是以古字改俗字,如改正易经的七十多个字,认为:“卓然无疑”,是纠正了后儒妄以俗字改古字之误,其实,他改正的字也是成问题。阮元就批评他:“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徵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43]。阮元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惠栋强调复古,尊信汉人,可是汉儒的古说并不都是正确的,即使诠释经籍也是这样。《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44]。王引之也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45]
与宋学的空谈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46]但也并不是不正面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明堂大道录》,自诩是弄清了长期没有弄清的古代明堂之制的真面目,其实不过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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