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拜上帝教”在广大群众中开始出现了信仰危机，当时流传的“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不如回家仍旧做田工”，就是这种信仰危机的反映。[13]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务实派人物，他们相信的主要是人谋而不是“皇上帝”。[14]就以洪秀全而论，虽然始终打着“皇上帝”的旗号，但只要我们认真检阅他所发表的诏令、诗文以及日常的言行，“皇上帝”外衣所掩盖的，归根结蒂仍旧是传统的儒家思想。[15]而且，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明确提出要朝前走而非向后退。这说明发生在近代我国的农民革命，即使获得成功，也不可能回到中世纪的老路上去。因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一句话归宗，形势比人强。
近几年来，有人又把“拜上帝教”与所谓“邪教”相提并论，从而否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作用。要辨清这个问题，获得正确答案，首先必须看到，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中国，它仍旧属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农民要造反，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也只能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16]而斯大林指出：“农民是从经济观点去看上帝的。”[17]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当时崇信上帝教的，“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太平天国以上帝教作为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击外国侵略的思想武器，其时间、条件既非今日，其目的追求也不相同，不加分析地同今天的“邪教”相提并论，不是实事求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我们讨论中国近代化的时候，也存在着重洋务运动、轻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偏向。我们并不否认洋务事业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初期，是以购买洋枪洋炮或自己制造枪炮武装其军队，用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不是用以抵御外侮的。而太平天国革命给封建统治以致命打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开路的作用。它鼓励对外贸易，使江南的丝绸生产与商贸日渐繁荣。《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则是孙中山之前提出在中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的第一人，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使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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