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永宁土司之所谓吕公车，是一种长达50丈的大旱船。文中“簟茀左右，板如平地”不太好理解。《明史·朱燮元传》作“牛革蔽左右，板如平地”，原来是说车周围以牛皮覆盖。车顶铺板如平地。太平军的吕公车，是用大竹制成，周围则施以板障，当系赶制时因利乘便之作。但从形制上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近之处。

攻打成都的永宁土司为“倮儸种”，即彝族，而参与制造吕公车攻打桂林的太平军中，有为数众多的壮、瑶等少数民族战士[8]。吕公车究竟是汉族，抑或受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的发明，迄今尚不清楚。吕公车的使用，究竟是否仅限于西南地区，目前也无法断定。但有一条：永宁土司攻成都的吕公车与太平军攻桂林的吕公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承继关系。它们不可能是孤立的、各别的、偶然的现象！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永宁土司的吕公车上，既有人“披发仗剑”作法，又有某种羽旗作标识，从而揭示了这种攻城器具的道教文化渊源。由此推测吕公车之得名，很可能是借了纯阳子吕洞宾的名头。倘若如是，则吕公车的创制不得早于宋代。因为这位唐代道士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神仙化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的。

然而宋以后正是火药与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的时代。吕公车作为大型攻城器具已显得落伍了。反映在宋元以来的攻城战争史中，奢崇明攻成都之役是笔者所见到的使用吕公车的唯一战例，而且是失败的战例。到火药与火器使用已较普遍的1852年，太平军仍用这种制造费时、形制蠢笨的攻城器具，只能重蹈失败的覆辙。《贼情汇纂》说：“贼攻城曾用吕公车，被创，遂废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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