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于是沿边军民得以安心耕种。”（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同时，由于西北边镇各级官员能够切实地执行明政府对西番各部的政策，不仅成功地割断了北元与西番的联合，而且有效地安抚了西域各少数民族。韦占彬认为：“明朝西北地区军事的部署获得了成功，既有效的阻遏住了北元势力的进攻，又及时镇压了西番中的叛乱，起了震慑作用，保障了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政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3月第1期。）
西北边镇的设置客观上带动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堡的设立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张萍认为，“自延绥镇建立以后，各大堡的规模与明代陕西小规模的州县城池基本相当。”（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城镇的发展自然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张萍认为：“明清陕西以农业为立命根本，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居人口数量并不大。而陕北沿边军事营堡因驻扎军户而构成的居民群体动辄即达五六百户。有些地理位置重要的营堡，驻军户口在千户以上，榆林镇更高达三千余户，这样规模的营堡不亚于明代的州，县城居人口数量，甚至有过之。”（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而交通建设促进了内地的联系。张萍认为：“一镇军事上的供给取于内地，故内地与各营堡间的路线成为这一带最重要的交通线。”（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同时西北边镇的消费市场的日渐形成，城堡建设带动了居地人口商品交换的需求，利益驱动又带动了政府和商贾的参与，于是“在沿边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消费为主的稳固市场区。”（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在西北地区形成的市场中最典型的当为“马市”和“茶马互市”。姚继荣认为：“明代西北边防甚重，单靠仆苑自身孽牧，难能保证各边军骑征备御的需要。所以，明朝通过番族的纳马与贡马、商人中盐马、钱钞市马、丝绸布帛易马和马市互易等多种渠道采办马匹。”（注：姚继荣：《明代西北马政述论》，载《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田澍认为：“茶马互市是一种政府行为，具体事宜由朝廷专设的茶马司负责。茶马司的设置，是明朝不断控制互市的集中反映。当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甘肃镇周边各族民众贸易形式之后，便标志着明代西北边疆的日益巩固。”（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