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不仅是中国国家疆域范围在18世纪的象征和有力证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乾隆《皇舆全图》“制

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翁文灏先生在《清初测绘地图考》中评价清代地图说：“中国地图之重要根据，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测量。以后虽经西洋游历家多次续测，究皆沿循路线，或局于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个的计划，与普遍的实测。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皆测有详图颇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国之大地测量。迄今中国地图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当18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16]

(4)关于清代中国地图，除了上述清朝官方和清朝各个地方绘制的地图外，当时一些外国人也绘制了中国地图，，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中，首推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是作为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及地文全志》附图，有《中国分省图》及《满蒙藏图》，于1737年在海牙独立出版。至19世纪前半叶，德国人克拉普罗特(JuliusKlaproth)翻译了许多中文的地理著作，并编绘亚洲地图，成为当时欧洲研究中国的权威。克拉普罗特的《中亚地图》于1836年出版。当时，外国人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基本上是参考了清朝绘制的地图，尤其是乾隆朝的《乾隆内府舆图》。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就传人欧洲，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1689年，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缔结边界条约时，充当中国代表翻译的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曾经用手中的中国地图向俄国人换取皮毛和食物。后来，这些地图被带回莫斯科和彼得堡。此后，来华耶稣会士们利用在华的测绘、翻译工作的机会，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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