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政府治疆战略思想，疆吏的应变举措及新疆吏治状况，也对动乱的发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 

       在朝乾隆皇帝看来，“辟新疆”是“继述祖宗（指康熙、雍正帝）未竟之志事”[19]，这是从*角度考虑问题。军事重臣如左宗棠强调的是“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20]，这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新疆驻有数万军队，虽然屯田解决了粮饷问题，但官兵的俸银等开支仍依靠中央政府的“协饷”支持。这笔耗费常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特别是新疆变乱发生，军费倍增，朝廷上下未免议论沸沸。如李鸿章说：乾隆朝定新疆“徒收数千里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21]。虽然清朝最终把新疆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与本期生死存亡联系起来看，认定放弃新疆“虽欲闭关自守，其势未能”[22]，但一般确实以为新疆在经济上是“无用之地”[23]，对新疆经济发展问题从来不屑一顾。嘉庆朝一位疆臣曾提出要在某地开办铅厂，据称年可得税银一万两，于新疆财政有所弥补，但遭到清帝的拒绝和斥责。清帝再三告诫的是：“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讨好之念。”[24]清政府长期实行低赋，维持旧体制，以为这样就可天下太平，其实不然。事实证明，维护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忽视新疆的经济开发，致使社会发展相对停滞，只能为大规模动乱爆发准备条件。新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防备经费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乾隆后期清朝国力下降，鸦片战争后为支持战争赔款，国库告罄，加之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陕某回民起义，导致供给新疆“协饷”完全断绝，新疆防务也随之陷于绝境。这也是同治年间新疆被外敌侵占、社会动荡一时无法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加强新疆军事、*建设，成绩应予肯定，但视新疆在经济上为“无用之地”的认识，发展新疆经济无所作为的观点，却是其治疆战略思想上的最大失误。其实，这与清政府边疆政策在鸦片战争前的最大失误——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 

        新疆政局的动荡和稳定，除了以上所述的根本原因外，有时还与疆吏的应变举措有着重要联系。左宗棠统兵入疆，以排山倒海之势归荡了阿古柏匪帮，又以大无畏精神部署抗俄军事，力促中俄伊犁交涉成功，继而抓住历史契机，促成新疆建省，总之，他在军事*上的作为对新疆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另一方面看，某些疆吏举措失误导致严重后果，亦不止一二例而已。如1765年乌什事件，起初起事者仅几百人，且最初仅仅是反抗乌什的阿奇木伯克和办事大臣的贪*暴虐，清兵赶来时乌什民众还开城门相迎。但清兵在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指挥下开炮轰城，遂致全城造反。再如张格尔自1820年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