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格尔作乱时，思想家龚自珍已看到伯克制的弊病，撰写《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大声疾呼“建省”，“夺伯克之权”，但没有得到清朝当局的重视。若干年后，领兵平定浩罕入侵的长龄将军策划在南疆各城设置同知、巡检等文职官员，以改变军府大臣不问民政，伯克权势过重状况。但遭到道光帝的断然否决。理由是，如果有这个必要，60年前“定当早经筹及，讵待今日”[10]！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再者，龚自珍的思路是，培植地主势力，排斥领主势力，从而割断“燕齐”对伯克的人身依附，使他们成为向国家交纳地丁钱赋的编户[11]。这种以地主夺伯克之权的办法，说不不易，行之更难。诚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大臣想具体做点事。张格尔之乱后，负责善后的大臣那彦成提出“革除阿奇木伯克陋规平”的措施：“尤严正贿补伯克之弊，定其资格，慎其保举，判其回避”[12]。倭里罕之乱后，又一位将军扎拉芬泰提出“严查办以重职守，简伯克以重抚绥，免差徭以杜苛派”的善后办法[13]。但所有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又限于公文范围，几乎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军府制度下的伯克制遂不可抑制地演化成社会毒瘤，最终酿成同治年间新疆农民大暴动。 

        事实上，阻碍历史前进的伯克制最终还是被人民埋葬了。同治年间农民暴动烈火燃遍大半个新疆，待左宗棠领兵规复新疆时，维吾尔王公伯克都已“家产荡尽”，衰败没落，农奴对王公伯克的人身依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挣脱。左宗棠认为“际此天事、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14]。力主废伯克，置行省。1884年新疆建省，同时裁撤各城伯克。一部分伯克在地方政府中留任书吏或乡约，虽分有田地作办公薪资，却不再分得“燕齐”。战乱乱后新疆实行与内地同一的摊丁入亩赋税制度，徭役地租被无偿劳役与收获分成的地租形式所取代，比之过去显然是社会的进步。 

        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另一成果是清政府赋税收入得到长足增长。以往论者认为这是对农民赋税剥削加重的证据，其实不然。左宗棠军入新伊始，因地亩册籍无存，暂以产量十分之一征收田赋，较乾隆嘉庆时期的十分之一税略低。1887年地亩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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