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反对专为少数民族学生创办学校，他们认为：“缠（清时指称维吾尔族，下同）汉语言文字宗教无事不隔阂，以汉教缠，不如以缠教缠。”经过学务公所开会讨论，大家最终认识到：“今强邻环伺，缠处沃土而不才……必启其知识，使知今日各国待异种之苛，乃晓然于自处高天厚地，必授以技能，渐能为工为商，方免他日之贫困。”（注：《新疆图志》卷38，“学校志一”。）这种认识，除了流露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应当批判外，就实际情况而言，确有可供借鉴之处。维吾尔族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一般都由当地政府授以衣顶，或派为学董，或派为乡官，新疆地方政府的学务官员也要对他们表示尊敬。光绪三十四年，学务公所派人前往新疆南北两路进行教育考察。对办好的地方官吏，比如乌什同知彭玉章、焉耆知府张铣，都上报学部，得优叙，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官吏的办学热情。在前往南路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发现不懂维吾尔族语言，是南路兴办教育的一大障碍，于是开始注重维吾尔族语言的教学，令师范中学班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各级官吏教习不得轻视维吾尔族学生，还免除维吾尔族学生的徭役。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维吾尔族聚居区创办学堂的顺利进行。
新疆实业学堂的创办，是和各地的生产实际相结合的，且数量较少。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教习。因此，许多地方是合数县开办1所实业学堂，实在没有教习的学堂，就请市肆中制造业的师傅来教。所设学堂的学习内容，要和当地的主要出产结合起来：比如生产棉花的吐鲁番，就设纺织学堂；产丝的叶城，就设蚕桑学堂；出产金、玉、铜、石油的塔城、和阗、拜城，就设矿务学堂；生产皮毛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就设织毛制革学堂等。
联魁任巡抚时，把新疆课吏馆改设成为法政学堂。新疆课吏馆由署理新疆巡抚吴引荪在光绪三十二年创办。光绪三十二年春，联魁和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提学使杜彤、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荣霈、法政学堂监督候补道杨增新等会商，认为“学堂之设原以造就人才，而仕途需才较诸学界为尤急。新疆统辖诸部，接壤强邻，亟应陶铸吏才，以备内政外交之用”，决定把课吏馆改为法政学堂，就原有房舍添建讲堂、厅室，通计新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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