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围班”制度。围班制度即木兰行围制度，但至乾隆朝后期已逐渐衰落。年班制度，是清政府规定的蒙古族和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王公贵族每逢年节来京朝见皇帝的一种制度，年班制经久未衰，直至清末依然实行。参加年班的蒙古王公，分批于每年旧历新年入京觐见皇帝，参加御宴，受领赏赉。按律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编入外札萨克年班之第一班中。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蒙古王公及其子弟在宫廷“入直当差”，常年驻京。有的还受任例由清室亲贵充任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等显赫官职。年班晋京、入值当差，既可经常出入宫廷，又可享受京城奢华生活，因此到清朝末年，常驻京城的蒙古王公逐渐增加，形成为一个特殊的权贵集团。帕勒塔即是这一集团中的年轻成员，他往来于新疆、京城之间，可视为是清末走出新疆的土尔扈特蒙古王公之第一人。
20世纪初时逢清廷推行新政，在北京的一些蒙古王公也愤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后蒙尘”之辱，萌发兴学练兵、以图自强的决心。他们希冀清政府实施新政，通过君主立宪走改良之路，由开明专制进到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式道路。于是扶桑之国——日本的现状成为一些蒙古王公的关注热点。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驻京蒙古王公头面人物之一、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贡桑诺尔布，通过日本驻清朝公使内田康畿介绍，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人，各带仆人“未得清政府的许可，由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此行除了参观正在神户开幕的博览会外，并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频繁，特别是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9]在当时清王朝高级统治集团成员中，如皇室亲贵、尚书、督抚、驻外使臣，都有一些人主张“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提出出洋游历考察动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 *。次年，五大臣回国奏请“仿行宪政”。出洋考察、革新*、推行新政，在当时一些封建王公中成为时尚。显然，这一切对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值年班来京”、年少气盛的帕勒塔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这股时潮影响下，他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提出了《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和《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条陈》。
帕勒塔痛心于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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