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国内各民族、各种族的问题上，两种边疆史研究也有着不同的态度。清朝在统治边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其边疆民族政策有一条基本方针，即“因俗而治”，实行“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各按其习”[20][20]的政策，力求在不改变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统治措施，实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制度，从而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日益削弱，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愈加难以奏效。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理论依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包含着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内容。在西方列强入侵、*失序和价值失范的情况下，成为所有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力量。在这种思想的号召下，边疆研究在继承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更充溢着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谋求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反抗西方的侵略，摆脱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

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历史研究在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怀有种族歧视的观念，认为拓荒边疆是一个欧洲移民——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的西进运动，是白种人发现“自由土地”和“征服荒蛮”的奇迹，是充满了诗情和浪漫的白人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赞歌。他无法看到西进运动中阴暗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的不断驱逐和杀戮，看不到对印第安人土地的血腥占有过程。特纳的边疆学说中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正视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进行惨无人寰的杀戮的历史，白人拓荒者所采取的种族主义的压迫和剿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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