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整个开发的过程来看，开发不能说没有成效，但与理想的蓝图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因为整个开发与*需要如影随形，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也多是按传统的治国思维，将治理内地省份经验渗透到西北，少有当地民众参与。由于民族的差异性，致使当地人们的自我发展意识尚处于蒙昧阶段。内地与边疆在人文环境和意识等方面矛盾的客观存在，成为开发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
    在西北开发的宣传中，各界精英、知识人才所发的感慨、设想，考察报告、心得，以及给政府提交的对策都很多。其中研究西北问题的专家顾颉刚在谈到西北边疆的落后和内地商品的输入时说[30]：边疆没有工业，商人进去本该是受欢迎的。可是这般人惟利是图，脑子里只记得“若要钱，走夷方”。把一块钱的货卖给番子，至少要十元，若是蒙古人，欺负他们对外面情势更不了然，便要二十元。甚至有些奸商觉得边民可欺，竟用冥国银行的钞票去和边民交易。因诸如此类行为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于西北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抵触情绪。30年代，北平甘肃同乡会在《致甘肃全省父老暨省政府主席各厅长书》中就提醒甘肃省府和民众，由于中央注意开发西北，挟策而往者不乏其人，以至于“途辙为塞”，西兰道上冠盖如云，此中佼佼者固不乏其人，但也有“或则以甘肃为化外区域，文化低落，民智不开，心存好奇，意图观光；或则惑于西北宝藏之富，认为到处金窟，俯拾即是，冀求事半功倍，不劳而获”。并认为有这两种错觉观念的人，“俯仰无人”，“以甘民为可欺，以奥援为权威”，而盛气凌人，着实在排斥之列。
    从近代西北地区的*环境来看，对开发也有着不利影响。尤其是民国以后，至30年代以前，西北政局动荡不定，陇上各军阀割据，新疆、陕西也基本是各自为政，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开发无法通盘考虑和实施。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国家调控权有所加强，军阀势力在表面上被剪除，但实际上甘青宁的军阀实力未减反增，主要军阀摇身成为省主席，执掌着各省的军政大权。所以国家行为的开发必须在与地方军阀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实施的可能。就宁夏来看，省主席马鸿逵依旧是暗渡陈仓，与中央存在着权力之争。青海的省主席马步芳，也是一个仅关心保存自己权势的人，“他对从国家得到支援，发展‘他的’省份的经济感兴趣，但是有一定的保留。他认为，政府应在资本上及技术上帮助他，但管理和建设大权完全由他掌握”[31]。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青海金矿的开采中，中央多次派人勘探、测量，希冀开发、挖掘，抑或联合开采。但由于马步芳的操纵，政府采金队在几经受挫后不得不撤出。各自为政的地方省主席们，“虽然接受政府的命令，但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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