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人。乾隆后期福建吏治败坏，“上下通同分肥饱囊”，以致仓库“无处不缺”，其情形较甘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贪污数额巨大。乾隆前期，官僚贪污数额较小，多者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两者。中后期不同，官僚贪污动辄上万，甚至多至数十万。像闽渐总督伍拉纳，贪污事发，仅抄家发现银子就多达40余万两，同案所涉福建巡抚浦霖家中仅现银就多达28万余两。乾隆帝怒道：“二人贪黩营私，殊出情理之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大学士和珅，贪污数量更大，多至2千万两。三是高级官僚犯案增加。一般地说， 高级官僚作为朝廷意志的体现者，精心选拔于千万人中，皇帝对他们信任倚重，俾以事权，所作所为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保持起码的清廉品行，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乾隆中叶以前，高级官僚贪污营私者尚少，到中期以后，形势为之一变，“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乾隆六十年八月）。甚至连官至“宰辅”的大学士，也肆意营私。像大学士于敏中，不但“潜受苞苴”，而且令地方官为自己修造花园，开了乾隆朝“首辅”勒索地方官的先例。至于和珅，贪污所得更不计其数，嘉庆帝惊呼：“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嘉庆起居注》嘉庆四年正月）。
腐败严重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腐败的最终受害者是普通百姓，而一旦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社会动荡就会来临。所谓“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圣祖仁皇帝起居注残稿》）。二是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指望一个萎靡、腐败的官僚队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腐败，必然破坏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转，降低朝廷的治事能力（像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清朝带兵大员“在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出师三载，耗资七千余万，“皆由各路领兵大员任意滥用所致”《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九），这在客观上又为民众反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康乾盛世的终结，也是由民众的反抗最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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