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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盛到衰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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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6: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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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对分裂势力的支持，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西方列强在远东地区肆无忌惮的扩张，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非法活动，也使清廷深感忧虑。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康熙帝强调“海防为要”，“凡事不可小视，往往因小失大”，预言：“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24—232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即生动反映了清廷对西方侵略的担心。正是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清朝统治者必须在安全与发展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发展，要改变中国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就必须和西方交往，就必须适当开放门户，以便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而要扩大交往，就得冒招致西方更大侵略的风险，就得冒国内反清势力、分裂势力和西方侵略势力勾结串通的风险，如何处理二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成为摆在盛世时期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清朝统治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处理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通过减少和西方的往来，求得暂时的安全。一些西方学者说：“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外国商人自己的残暴行为应视为他们被享以闭门羹的主要原因”（Blakeslee China and theFar East P35，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12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即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从雍正起，清廷开始厉禁天主教传播，“耶稣会士，由利玛窦迄于当时，一切传教之设，一一销毁，不遗余迹”（北京主教樊国梁准：《燕京开教录·中篇》）。乾隆时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当时，清廷鉴于西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四十六）。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尽管中外贸易在严格的限制下仍在进行，但其发展十分有限，而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则基本上限于停滞状态。在此后数十年中，大清帝国凭借其统一的雄姿，繁荣的国内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以及她在东亚地区源远流长的国际影响，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地位，但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发展水平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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