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产生效应。但是开封府的粮价波动幅度不大。就粮价涨幅较大的曹州府而言，各种粮食的涨幅也有很大不同。由于19世纪以来农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化，其食物杂粮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因而，灾民度荒的主要粮食产品基本上是杂粮，如高粱、黑豆，它们的涨幅大体控制在50％左右。而小麦、粟米则涨幅达到了100％。不过，由于灾民的购买力有限，小麦和粟米一般很难成为他们的日常主食。所以，这种价格上涨对灾民生活的影响相对有限。到咸丰七年秋收以后，粮价上涨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涨幅趋缓，甚至到咸丰八年年中以后有所回落。这说明水灾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正在消退，而被黄水淹没的土地肥力增强，使灾区的粮食收成有所好转。所以，尽管水灾后出现了粮价的上涨，但是时间不长，影响不大。
灾区粮价的相对稳定，国家调控得当显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截漕、调粟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初步估计，铜瓦厢改道导致约1000万人口沦为灾民，其中至少1/3的灾民面临断粮的危险。咸丰在改道后几个月间的上谕中，除蠲免、蠲缓外，通过截漕和省内调粟共征集粮食达30万石，如果能够下发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灾情，部分地满足灾区的燃眉之需，最大限度地减轻饥荒带来的阵痛，同时也给灾区人民以度过荒年的希望。“由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大量官箴书和公牍提示我们，国家粮食储备的管理仍然是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政绩考核项目”[39]，严格的官粮仓管理和足额的粮食储备使这次大规模调粟行动得以相对成功实施。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受灾地区由于也是粮食主产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局部的生产自救，从而自我消解粮价上涨的势头，但是在咸丰朝因滥发官票、宝钞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泥潭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能够保证灾区粮价没有出现大幅波动，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咸丰帝镇压农民起义的总体战略部署得当，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保证灾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黄河北徙后，山东省防御捻军的屏障尽失，无险可守。形成联盟的捻军趁黄河改道之机，不断向北发展，“自是捻患日侵”[40]。此后整个山东省境内“汪洋内荡析离居，不知凡几；陆地中烟尘四起，更出非常”[41]。陈华认为，“曹州府属捻众可与淮北地区归、陈、颍、亳一带的捻众随时通过黄河故道，声息相通，此出彼入，这在山东捻党的发展过程中，是一大演变”[42]。同时，黄河北徙给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非常有利于洪秀全再举北伐。然而，捻军在咸丰九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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