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转入低潮，太平天国也未能利用天险的北移而举兵北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的总体军事战略部署比较得当。清廷以江南、江北大营重兵围困天京，特别是江北大营驻扎扬州，切断了太平军北上的主要道路。利用湘军牵制住太平军的主力——西征军，不惜放弃江西等地，“以空间换时间”，集中优势兵力，在湖北与西征军决战。这样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注意力被固定于长江中下游一线，无暇北顾。为了镇压捻军，咸丰命令英桂“驰赴归德督办三省军务，所有江苏、安徽兵勇及湖南提督武隆额一军悉归节制”。英桂集三省军权于一身，号令统一，清军的作战效能有所增强。“（咸丰）六年二月，张落刑窜至归德府之谷熟集，英桂饬总兵邱联恩等迎击败之，杀贼无算……旋（捻军）又大股来犯，官军合力破之，毁其垒……八月，贼复踞雉河，分窜涡河，英桂督军击败之……七年贼踞三河尖，官军连战皆捷，追至颍上复大败之”[43]。捻军在进攻山东各州县时大多遇到地方团练有组织的顽抗，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捻军的发展。英桂取得的最大战果，便是镇压了围攻河南卫辉府的联庄会，避免了他们“东连河工灾黎，西结阳城土匪”[44]，确保了对改道后灾区及河工工地的*控制。尽管铜瓦厢改道后出现大批饥民加入捻军的情况，尽管铜瓦厢改道后的地理变迁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太平军和捻军都未能充分利用之，这说明清廷的总体战略部署是比较成功的，至少灾区的*形势维持了大体的稳定。
从铜瓦厢改道后清廷救灾措施的发布和实施来看，清廷的荒政体系依然运转有序，国家机器并未因农民起义的打击而受损，朝廷至少对北中国的*局面还具有完全控制的能力。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地方的报灾是比较迅速的。咸丰虽然惊惶，但并未失措，而且很快就镇定下来。其救荒上谕的次第发布就显示出其执政能力的成熟性。勘灾、蠲赈、调粟、截漕以及“暂行缓堵”等诸多上谕的颁布有条不紊。同时，从咸丰处理改道善后的诸项措施中，从咸丰希望“被灾小民，得早复业”的上谕中不难发现，清政府的施政目标仍然是追求社会稳定，这种“持盈保泰”的思想从乾隆中叶开始，至此已维持了近百年，基本上成为清朝中统治思想的核心。在这一目标之下，清廷的施政虽然能取得局部的成绩，但仍然难以掩饰其暴露出的问题。
以驿站为主的通讯体系虽然遍布全国，但在突发事件面前仍然落后于现实的需求。铜瓦厢决口前夕，河南省沿黄州县一直在密切监视着由于暴雨而引起的黄河水情变化。“陕州呈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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