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侍讲，杜镇、魏学诚以中书舍人改编修，王原祁以给事中改中允，钱以塏以左通政改少詹事，……”，[16]其例更夥。其中“张文贞（玉书）公子逸少，由庶吉士改知县，迁秦州知州，因公奏请，得旨授翰林院编修。文贞卒，特升逸少为侍讲学士，以文贞仅一子也”，[17]可见特授馆职之制超越科举选拔常制之上而完全出于皇帝个人意志，实系最高统治者借以奖掖臣工、笼络人心的一种特殊手段。至于满洲官员，因为政权性质之特殊背景，跻身词坦更非难事：“国初八旗科目之制，或停或举，不甚专重，笔帖式、中书可转编修，部郎可升翰林学士。……凡此致身者，不胜枚举。”[18]
（二）、考核
清承明制，凡京官有定期考绩之制，曰“京察”，三年一举。翰林院亦不例外，届期各官俱赴吏部过堂，并由掌院学士出具考语。[19]然而对于翰林官而言，最重要的考核当数大考。大考之制始于顺治十年：是年二月，“大考教习清书翰林于内院，侍读胡兆龙升侍读学士，编修李霨升中允，检讨庄冏生升赞善。余令勉学者十二人，改部五人。”[20]三月，顺治帝为此颁布专门谕旨，首先宣称朝廷之所以“每科考选庶吉士入馆读书，历升编、检、讲、读及学士等官，不与外任，所以咨求典故，撰拟文章。充是选者，清华宠异，过于常员。然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鉴于存在“乃者翰林官不下百员，其中通经学古与未尝学问者”无以区别之情形，决定“将亲加考试，先阅其文，继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以备顾问。与试者之范围规定为自吏、礼两部翰林侍郎及三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以下各官。[21]至四月，大考翰林于太和门，包括兼翰林衔吏部侍郎成克巩、礼部侍郎张端及内三院学士刘正宗在内的编检以上各官共62员与试，钦命试题：论一，《君子怀德论》；疏一，《请立常平仓疏》。经御笔亲定去留，有照旧留任者，亦有改授外任者，年衰病弱者则听其请告，予以优遣，[22]是为大考之始。其后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五年四月又两度举行，后遂相沿为例。此外，因庶吉士是翰林官的最直接来源，顺治间为昭“慎重词臣”之意，并考及庶吉士：“世祖最重庶吉士，每亲自考校”，[23]并于顺治十二年四月间特谕：“考选庶吉士，原欲储养真才，以备任用。必须懋勉学问，时加策励，乃能练习典故，博通文章，无负朕亲行简拔之意。除照旧教习、馆试、院试外，今后满汉庶吉士，同读书一甲翰林，每二月朕必面试一次，以辨勤惰高下，每岁六试，永著为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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