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官外转之例，亦始于顺治十年大考。是年四月，顺治帝“亲试词臣，量为分别，有照旧留任者，有改授外任者。其外任编、检以上官，照词臣外转旧例，优予司道等缺。”[49]最后“诏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员用司道，治行优者，内擢京堂。”[50]顺治十二年九月，吏部议定：正詹外转以布政使用、支正二品俸，少詹以布政使用，侍读学士以按察使用，侍读、中允以参政用，编修、检讨以副使用。[51]十六年又谕：“人才经历外任，然后谙练事情，克称任使。科道官俱照旧例按年内升外转，今后翰林官除照常升转外，亦与科道官一体按年外转。”至此，翰林官外转遂有定制：侍读以下照科道例，年转二员，春、秋季各一员。侍读、侍讲以参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编、检以参议用。[52]至十八年九月，奉“翰林院官现在无多，且皆经酌量选用，以后不必外转”之旨而停罢。[53]康熙二十八年五月，编修李涛、丁廷楗，检讨汪楫始外用知府；三十七年十二月，左副都御史吴涵以编、检升转壅滞，疏请酌复变通，遂复改检讨刘涵为扬州府知府。[54]此外，尚有某些特例，如：“康熙二十七年，擢在籍检讨卫既齐为山东布政使。四十年，擢庶吉士董新策为宁夏道。嗣又擢庶吉士徐景曾、饶鸣镐为知府，”[55]此皆“异数”，非常制也。

最后需要予以说明的一点是：内升与外转二途对于翰林官而言并无明确而固定的优劣之分，具体情况因时而异：顺治间，开国伊始，用人孔亟，多以大考中之文行兼优者外转，俾其“历练民事，以资任用”；而至康熙时，天下渐定，国势日盛，词臣中之出类拔萃者则往往超擢馆职，“以备顾问编纂之用”、“用佐右文之治”。但康熙年间的外转之员也多系因升转壅滞而变通改授者，不可以其才学庸劣遂遭外调一概而论。[56]

三、一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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