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139，虽事实不详，而图谋二字已有注脚。再证以世宗即位后，四五年间，皆为清除敌党，苏努、七十之追罪，鄂偷岱、阿尔松阿辈之正法，以及阿、塞之死。苟非数十年以死相搏之仇恨140，何必一一置之死地而后快意？即年、隆之不可容，卒致或诛或禁，固有种种衅端；而非虑当初密谋，留为他日话柄，又何必过为已甚?凡此皆可作篡立之最好证据也。故分言之，则篡立为一事，阿、塞为一事，年、隆又为一事；合言之，则前者为主，后二者为余波。必合而考之，其事始明，其迹自显141。
第二，“大义觉迷录”不足置信。此则雍正七年因曾静、张熙之案而刊布。世人皆知为讨论“华夷”之见而发，不知其所以“明目张胆，宣示播告”，正为“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指允禩允禟）捏造流言”，而加以强辩耳，如云：“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辈（允禩允禟）之谣言，展转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142即可印证。今请就谋父、逼母、弒兄、屠弟四端，举其事实抵触处，为之驳正，以证其诬。圣祖之崩，世宗尚在南郊，乃云：“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侯日增之故”，而一字未及传位之事，固可疑矣；证以遗诏之不在寅刻，果亲王允礼之不在寝宫，则录中所云，必非当日实事143。此谋父之终可疑者也。自谓为仁寿太后“孝顺之子”，已宣言欲慰母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矣，终未赐封号，仍称贝子；乃母死之日，欲一面同胞之弟而不可得；即如诸母妃三年中不许入宫一见，而录中犹云：“无不尽礼敬养”，所言与所行自相抵触144。此逼母之又可疑者也。以大阿哥、二阿哥曾有“断不可放出”之谕旨，此录则改为“二人断不可留”；虽一字之易，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录中又云：“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145，证以二年上谕：“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之语，则录中所云，何可为信?即以锡赉及临死之言而论，前后亦复不同146。是弒兄之名欲盖弥彰也。至若屠弟一事，世宗自云：“不辩亦不受”147。谓之明明白认，亦无不可。唯录中涉及此事，纰缪百出。如阿死于四年九月，塞死于同年八月。乃录中云：“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148。二人之死，其间相去虽止旬日，而一先一后，故意颠倒，决非健忘；不过佯若不知其实情，以图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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