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清廷历次禁南洋案中央决策所依据的原则按顺序依次为：帝国的长治久安、全国财政经济的正常运行和闽广等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并非绝对地互相排斥，而是相反相成，彼此依存。如何协调，堪称决策的艺术；其运用之妙，则存乎帝王之一心。康熙创行密折制度，督抚提镇可以密折将地方重大紧急之事及时奏闻请旨，可惜康熙通过密折和南巡到苏州实地访闻了解到“内地之米透露出洋”和“沿海商人卖船外番”等信息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加上他有意小题大作的想事方法，以及临御天下五十余年逐渐养成的独断作风，终于促成他在全国面临严峻*局面之时，从维护帝国安全的单一原则考虑，决心禁洋。雍正即位后，进一步推广密折制度，他从督抚等渠道得到的信息较之康熙固然充分一些，但督抚等迎合雍正禁洋成见，仍不能全面、准确地提供地方上的信息。所幸雍正临御天下之初，汲汲求治，为避免决策失误，能够虚心了解下情。雍正三年春他曾批交闽浙总督高其倬一件条陈海疆事宜的奏折，并作了朱批：“此奏乃着实经历海洋之人条陈者，朕览此中多有可取处，然朕不达地方情形，不敢轻颁谕旨，将此原奏发来，你可与吴升、蓝廷珍、林亮、陈伦炯商酌，择其有益者行之。”［①ｋ］同年秋又降亲笔朱谕给两广总督孔毓珣：“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有人条奏，朕观之皆似有理，所以摇惑而不定，全在你代朕博访广询，谨慎斟酌其至当奏闻，若亦不能洞悉，宁迟日月不妨也。可与杨文乾、方际瑞、陈良弼、黄助等平心和衷详议奏闻。”［②ｋ］由于雍正这种虚心诚恳的态度，才有可能改变康熙末大吏“即知之又莫敢为民请命”的不正常情况，闽浙总督高其倬等才敢真实地反映禁南洋对地方的严重危害。雍正在掌握了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之后，经过审慎研究、反复权衡，最后同意经怡亲王和九卿议准、总督高其倬弛禁的奏请。乾隆六七年禁南洋的上层争议中，由于乾隆的开明，因此能够得到较之康、雍时更加充分的信息，加以乾隆处理此案时虚怀若谷、多谋善断，因而政策未出现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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