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陈奏反对意见，因而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①ｍ］。清帝自诩的乾纲独断，既指大政由皇帝最后裁决，也有无须咨询臣工而圣衷宸断的涵义。康熙撤藩、乾隆平准，是后者最成功的典范，清帝对此极为自负。总之，中央决策的议事机构和议事程序都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而完全由皇帝个性、作风和某一时期的*注意力所决定。如果把康雍乾之际禁南洋案作一个完整过程来看的话，应该说闽广地区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沿海地区与海外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细加审视，地方利益反映到中央不外督抚和京官两条渠道，前者是地方大吏咨询地方名流或聘请当地人士为幕宾从而代地方陈情，后者则是籍隶该地方的京官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为乡曲利益呼吁。有这样的渠道固然是一种*上的进步，不过，这种带有极大随意性的方式，并不能全面地、及时地、准确地反映不同地区，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要求，它与现代意义上决策的民主化是有天壤之别的。从康雍乾之际的禁南洋来看，中央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来源较之以往的时代，无疑要充分得多，这是因为其时清代独创的奏折制度正处于从产生到渐臻完善的过程，凡过去不便露章题达的事情督抚都可以通过密折先行奏闻请旨，借助奏折和朱批，君臣也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探讨现行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制订适应现实的新政策。不过提供中央决策的信息来源毕竟是有限的，清统治者既不谙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界大势，也不了解当时与西方国家鼎峙于海上的中国商船船队的巨大实力。他们据以决策的信息对权衡如何维护帝国眼前的安全也许勉强够用，但如果以世界为大有用武之地的舞台考虑在未来的岁月如何置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话，就显得那么可怜了。总而言之，康雍乾之际禁南洋贸易案中央决策的随意性、专断性和缺乏科学性，表明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已开始暴露出其制约中国历史进步的体制上致命的缺陷。
*体制之外，文化观念的滞后也对中央决策起着制约作用。清代视南洋诸国为夷狄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华夷观。中原地区诸国对自己的文明有高度的优越感，因此将周边未接受周礼的戎狄蛮夷视为近似禽兽的野蛮人。明代中叶以后西方殖民者接踵东来，并开始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但明朝按照传统的观念，力图把这种陌生的国际关系限制在祖宗朝贡定制的框架中。这种居高临下的朝贡制度包涵的*上歧视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它显示出的天朝欲通过朝贡加惠远人达到羁縻笼络的政策目标。因此，君临世界的中华皇帝以朝贡作为制夷手段，恩威并施，迫其就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决策时的最佳选择。由古老的华夷观衍化而来的处理包括贸易往来在内的国际关系的准则，自西方国家东来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而早期西方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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