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郡县”和“封建”为论题，实质内容在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辩论，自“孤秦”［①ｎ］以降，始终是思想家与*家关注的一个焦点。迨及清代，所谓“复封建”云云，应该说早已成为腐儒的迂阔之谈被普遍抛弃了。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肯定“郡县”这一*体制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郡县之敝”，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顾炎武热烈地期待着“有圣人起”，接受他“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以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②ｎ］。清朝最负盛名的康雍乾三帝显然不是顾炎武心目中的“圣人”，但他们在*实践中却不能不正视这位敏锐的思想家指出的“郡县之敝”的严酷现实。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极端化发展，地方自主权被剥夺殆尽，确实使这一延续千年之久的*体制走向反面，从根本上丧失了活力。贯穿康雍乾三朝的禁南洋案从一个侧面比较清晰地显示出１８世纪中国最高统治者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某些思路和有益探索，但也可悲地昭示在继续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趋势之下，仅仅采取一点应急式的补偏救弊的*措施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生在中国社会内部正酝酿着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空前伟大变革时代的禁南洋案，似乎蕴涵着诸多需要重加审视的认识价值。

注释：

①ａ张维华先生据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篇》所云“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称“明人以今婆罗洲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见《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５页。

①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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