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因闽广江浙地方利益而引发的中央关于禁海的争议不独清代有之，自明朝中叶以来便屡有发生。

正德六年（１５１１）葡萄牙人占据满喇加后，逐渐向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十六年海道副使汪＠⑤将葡萄牙海盗商人逐出广东近海屯门岛，不独中葡贸易中止，即南洋各国贸易亦一概禁绝，广州贸易因之而消缩。嘉靖八年（１５２９）提督两广侍郎林富上《请通市舶疏》，疏中列举番舶贸易于国于军、在官在民凡有四利：番舶朝贡之外抽解足够御用；抽解之外，可充两广用兵军饷；变卖番货，兼可调济广西；小民借番货辗转交易以自肥。经林富疏请，嘉靖帝准开广东海禁，而闽浙沿海虽仍前禁洋，但葡倭诸商阑通市易，略无忌惮，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朱纨被命提督浙闽海防巡抚浙江，上任后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吏部用闽籍御史周亮等言，改朱纨巡视，以杀其权，后又以朱纨擅杀，罢其职。朱纨自言：“纵天子不欲我死，闽浙人必杀我！”乃仰药死。朱纨自视事后屡被掣肘，曾悲愤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①ｌ］闽籍缙绅与朱纨之辈相仇雠，固可理解，即有些闽省大吏出于地方安定考虑，也反对海禁。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福建巡抚谭纶疏称：“（福建）海滨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如“一切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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