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正月，顺治帝病死，康熙帝即位，以辅政四大臣为代表的保守的满洲旧势力重新抬头，甚至借遗诏之名给顺治帝罗织了十四条罪状，可见他们对于顺治帝“渐习汉俗”、不遵旧制之不满由来已久。辅政时期，清廷总的政策倾向是力图保存所谓的满洲旧制而延缓了封建化进程。这样，从明朝沿袭而来的内阁和翰林院体制也就在一片“率循祖制，咸复旧章”[48]的呼声中理所当然地被撤销，取而代之的仍是创于太宗时的内三院旧制。

然而，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都注定不会长久。亲政后的康熙帝对于尽快适应和接受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于清朝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也有着充分而清楚的认识，于是其政策走向重又回到多尔衮、顺治帝的轨道上来并且进一步向前发展，最终于康熙九年宣布遵循顺治十五年旧制，恢复了内阁和翰林院，关外时所创的内三院从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清初翰林院废设不定的命运，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主张援用汉族传统*体制的一部分势力和力图维护关外时代的满族祖制、旧俗的另一部分势力之间的*斗争。若着眼于更深层面，则是反映了入关后满、汉两种文化从碰撞逐渐走向交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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