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援，无事则严诘奸宄”；“团费宜自捐自办，不得借端渔利”；“民团只可就地助战，不宜调遣，变为练勇，失其恒业”。涉及上下关系则有：“牧令宜择贤能，与办团之绅不得各存意见，亦不得任用劣绅”；“宜简道府大员分路办团，俾各县联为一气”；“民团有急，官兵速往救援，不得观望”；“民团办成，则分防之兵可省，集合成军，则攻剿更为得力。”[61]
两江总督曾国藩则历数乡团办理不善之弊，再次强调了“勇”“团”分离；“团”如保甲、以守土为要，否则便“失其本义”的观点。他说：“乡团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县官徒借以敛费，局绅亦从而分肥，贼至则先行溃逃，贼退则重加苛派，转为地方之弊。所经过各省从未见有乡团能专打一股、独克一城者，不过随官兵之后，胜则贪财，败则先奔”。“团丁所领之饷，与官勇例价相同，且有过之。其取之民间，无非劝捐抽厘之类。是于团练已失其本义，于军饷又大有妨碍”。他建议：“官兵攻剿，概不令团丁随往。其已克复者，绅耆修碉，团丁守之，庶几军民两利，名实相符矣。”
与之同时，咸丰帝第三次大规模地直接向地方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
如下表。
表5咸丰九年至十一年谕令办理团练人员一览表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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