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便存在着“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即所谓的“家国网络”。在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国”之概念下的政权结构或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家”之概念下基层社会[1]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则在行政、司法、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统治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在“家”与“国”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随着这种前进，特别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自唐行“两税法”、明行“一条鞭法”乃至清“摊丁入地”以后，中央的“国”，逐渐降低了对人丁户口的关心程度、放弃了与地主的“家”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而通过依靠“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治。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中后期，最终形成了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三大系列组织[2]纵横依赖、科举制官僚流转制下绅士官僚上下流动连接的双重统治格局。这种双重统治的格局继续发展变化——“国”的力量在消退，“家”的力量在增长，其中绅士的作用愈益显著，但整体上一直保持在“稳定”、“均衡”的框架之中。
19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国内战争，以及匪患、兵祸的战乱，使双重统治格局实质性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到19世纪战乱之前力量对比的实况，赤裸裸地凸显在人们面前。
首先，上层统治腐败已极，丧失了其在双重统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从安徽的情况看，各地方政权、绿营军不堪一击。以省城安庆为首的各重镇及江防要隘“随到随下”，其他“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3]太平军经常“不战而克”，“兵不血刃”，在各府州县城任意来去，有如出入“客馆”。沿江各地凡太平军经过之处，地方政权全部坍塌，过后近一个月府州县城仍为空城，“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4]绿营军明显兵力不足，捉襟见肘，士气及战斗力均极低下，“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平日毫无准备，遇变即弃城而逃”[5]，常与“溃”字相联，直是一支败军。
第二，次级统治——县以下基层社会统治在双重统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和作用表现得十分显著。以城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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