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思路出发，战乱之初，清统治者以整顿、动员基层社会力量调整政权结构、再建统治秩序的努力，表现出首重保甲的特点。咸丰帝虽于咸丰元年（1851）正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便普遍号召基层社会团练自保。但更重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清实录》记载，从那时至二年（1852）八月，咸丰帝与各地督抚论及保甲和坚壁清野之处达18次。[20]时有陕西巡抚张祥河奏报该地“择要举行团练”，受到了咸丰帝的申斥：“乡民良莠不齐，易聚难散，若于无事之时，令其朝夕练习枪械，亦觉骇人耳目，自不如力行保甲最为缉奸良法，该抚惟当严饬地方官，实力编查，预防奸细阑入，并随时教练弁兵，勤加操练，俾该处营伍悉成劲旅，保卫民生，示以镇静，方于地方不致扰累，切不可过涉张皇，致滋流弊。”[21]护理安徽巡抚蒋文庆提出“保甲宜与团练并行”，而督臣秉承“上盛意保甲”意旨，以蒋“迹涉张皇”，不以为然[22]。咸丰帝则明白指出：安省募勇“为不得已之举”，“此事可少则少，不过借兹声势而已。”[23]表明了他对基层社会武装的基本态度。

但是，咸丰元年（1851）特别是二年（1852），在广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清统治者不能不依赖团练，也便不能不重视基层社会办团练勇之事。他们很快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办团练勇的主体，不再是带有官办色彩可以臂指颐使的保甲，而实际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其代表绅士。隶属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掌握在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代表绅士手中的民间武装集团——团练，其对上层统治的潜在威胁是不言而喻的。但若不办团练，不依靠基层社会的武装，上层政权彻底倾覆的危险即非“潜在”，而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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