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之事。从世人对“团练”普遍的认识出发，他指出：“团之一字，利病各半，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闻有团局擅自专杀者，众情为之不服。”然面对战乱的形势，若一定要办团练的话，他强调只应“略”行“乡团族团”，“就近访查头目，呈送县官”。并建议出一告示，力禁可能导致团练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三端”：一禁团局不许擅杀，并不许用刑；二禁团局不许轻听诬告诬扳之辞；三禁不许团局罚钱，并不许多敛局费等。[29]当然最基本的，团练还是要出自保甲。“访查头目，呈送县官”、仅应“略”行的“乡团族团”，正是应在地方官控制下“低度军事化”的保甲。团练，不能破坏或超越传统的双重统治的格局。
这不仅是曾国藩的观点，也是当时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共识。
孙鼎臣即看到：无族党，则卒伍为乌合之兵；无保甲，则乡兵为乌合之民。“人民罹锋镝之惨，不得已合谋御贼”，雄武豪猾出为之首，往往“偃蹇恣肆，不循法度”，凌弱暴寡，鱼肉一方，“小之狱讼赋税，官不得问；大之戕虐吏民，法不得加”。“小民不知礼义，日习战斗，人人有飞扬拔扈之心，喜乱乐祸，若是，天下岂有宁日哉？”所以他也认为“团练必自保甲”，始于保甲，才能“辑和其人心，整齐其风俗”。[30]
2、在规整现有团练使之纳入以官方为主导的双重统治轨道的基础上，抽练一支不同于腐败无用绿营军的新军——勇营。并率勇出战，参与上层政权对太平军捻军等所谓“匪寇”的攻防堵截。
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之前，他家乡湖南湘乡的绅士如生员孝廉方正罗泽南、“从罗泽南学”的生员王錱等即已倡办团练而有成了。罗泽南王錱等并不如曾国藩指斥的那样将“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视为团练；将“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视为保甲。他们甚至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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