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前者类似保甲，但怎样看，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低度军事化”的保甲，而是保甲军事功能扩大化、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的反映。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同办理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基层社会组织代表缙绅的双重身份，在咸丰三年（1852）初剿平“桂东土匪”、驰援江西南昌等战事之中，调集家乡这些已有的各支练勇参与征战，在征战之中组合，并进一步与部分绿营军和新募之勇再组合，成为一支作为湘军前身的新的武装——湘勇。

曾国藩本人否认这支新的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并列举主要做法：“以择将为主，将领之下，营哨百什，递相钤制，带勇之多寡，必因其人之才力为等差，凡勇夫皆有册结，训练皆有定法”，而后反问道：“此岂寻常民团所能？”[32]

后人薛福成看到：“曾文正公始不过奉命帮办团防，后乃改为就地捐饷募勇自练。数战之后，声威既著，于是有本省之捐饷，有邻省之协饷，饷源广而募勇渐少。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制度规制也。”[33]但他没有看到，曾国藩新的武装——湘军，正是其以本籍大员受命“帮办团练防剿”，在维护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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