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否则，亡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①第一饮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若战争爆发，则“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②鉴于此理，他强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③有了轮船，不但便利东南七省的商贸运输，还能发展民族工业：“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鳌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④左宗棠晚年回顾他力主开局造船之用意：“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⑤这些改革措施让人们感到晚清经济从萧条中逆转的契机。
同治五年朝廷(1866)始定开办福建船政局，地址选在福州的入海口马尾，但是对此事能否办成仍持怀疑态度。所以七月十四日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⑥也就是说朝廷不再另外拨给开办经费。
然而，福建船政局开张伊始，由于西北军务吃紧，朝廷急调左宗棠入疆平叛。行前，他力荐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作为继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系福建侯官人，原籍浙江，林则徐的女婿，官至江西巡抚。他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为洋务派中之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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