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璋还指出，葡人每当交涉之时，总是把英国人抬出来，为其撑腰，皆因两国有同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从1703年《梅朱恩条约》开始的，从此葡萄牙本国及其殖民地都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次年5月9日，王廷璋又去函外交部称：“现闻葡政府因澳门事，鉴于南北近情，颇抱不安，曾由葡外部密派大员前往伦敦，向英政府商议将来对付之策。并向英政府商购鸦片烟运至澳门专卖以为饵”（注：《外交部发收驻葡萄牙公使王廷璋电》，载《澳门专档》（四），页539～540。）。这种情况使中国外交部在与葡国交涉之前，不得不有所顾忌。
与此同时，情报局也于1928年3月23 日给条约司送去情报称：“葡政府已预悉中国政府将提议修约，彼暗中已密议应付方策，拟以中国内战未息，及关税政策未完之二大理由，为拒绝或延宕口舌”。而3 月30日，身为国民政府司法部顾问的法国人宝道（Georges Padous）又给外交部送去一份关于澳门问题的分析报告。宝道认为，1887年条约中，中国并没有完全失去澳门主权，一旦葡人占领终了，就要归还中国。因此在谈判中，可将澳门法律地位问题，再向葡国提出，此事照情形论，与现时之租界情形颇属相同。“中国若主张澳门不过为变相租界之一种，中国应可提议收回，一如上海各国租界，以及外人在华管理之其他租界无异，似亦有其充足之理由也”（注：《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钱泰收外交部情报局函》，《外交总长罗文干收宝道书—关于1887年中葡条约宣告失效问题上外交部说帖》，载《澳门专档》（四），页540～558。）。但外交部当时并没有魄力直接了当地提出澳门问题。3月31日， 条约司将修约照会稿寄给王廷璋，征求他的意见。这个照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以为将中葡两国间之关系，奠立于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之基础，藉使两国邦交益臻巩固，实为急图。为贯彻此项目的起见，1887年12月1日，中葡两国所订和好通商行船条约，应即根据上述新基础，改订一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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