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台湾的洋务运动还与台湾的“抚垦”即招垦“抚番”结合在一起，将“抚垦”纳入国防建设的范畴之内。因为台湾自清初统一以来，经过一二百年的开发垦殖，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但由于清朝实行严格禁止大陆居民东渡台湾的反移民政策，一旦发现有人偷渡，就将船户和偷渡者“分别治罪，文武官议处，兵役治罪”，以致台湾直到１９世纪后期，仍然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其中台南前山一带已“蕃息百有余年”，开发垦殖较好，但“户口尚未充裕”；而台北后山一带，则“除番社外，无非旷土”，特别是深山荒野地区，更是人迹罕至之处。因此，“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３３］因而造成防务上的空虚，给外敌以觊觎之机。同时山内的土著民族“生番”与大陆移民之间，又不断发生械斗，既影响社会治安，又破坏生产。为此，在加强台湾防务的同时，也必须向台湾大量移民，实施“招垦”，并安抚“生番”兄弟民族，推动其社会发展。这样既杜绝了外敌的觊觎之心，维持了社会秩序，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发了饷糈财税来源。所以台湾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十分重视“招垦”“抚番”，将此作为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开发洋务活动的同时，积极进行招垦抚“番”。沈葆桢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甚至将招垦抚“番”提到了购置新式武器之上，说“铁甲、水雷眼前姑且从缓，惟招垦抚番必不可缓”，［３４］建议清廷将过去禁止大陆居民东渡台湾的一切*全部废除，鼓励大陆居民向台湾移民。奕ｘīｎ＠①⑨在奉命筹议台湾防务措施时也提出“垦荒属要务”。［３５］丁日昌则直接在香港、汕头和厦门等地设立了招垦局，招集大陆客民，携带眷属，去台湾垦耕，并给予房屋、耕牛农具。后来刘铭传又进一步在台湾设立了抚垦总局，自任抚垦大臣，总理全台抚垦事务，并在台湾各地设立了８个抚垦局，下辖１８个分局，一面招民垦荒，同时分东、南、西三路，对当地兄弟民族“生番”进行“安抚”。当然，刘铭传在“安抚”“生番”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武装镇压的措施，但最终都给各社“生番”安置了土地从事生产，并在各县厅设立义塾，“教番童，颁训俚语，俾之诵读，将以陶熔其蛮性”。刘铭传还在台北设立“番学堂”招“生番”“土目之子弟而教之。一道同风，渐革顽陋”，［３６］从而推动了当地土著民族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土著兄弟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

由于丁日昌、刘铭传等积极实行“抚垦”政策，使台湾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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