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官办形式容易将官府衙门中的腐败风气带到企业中，造成企业的衙门化和官僚化，造成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混乱与腐败。当然，由于刘铭传等人的厉精图治，台湾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一般说来要比大陆的官办企业要好一些，但腐败现象也在所难免，基隆煤矿即是突出的一例，不仅行政管理上十分混乱，贪污盗窃也十分严重。

本来在基隆煤矿开办之时，福州船政大臣和福建巡抚任命了广东题奏道叶文澜为基隆煤矿的督办。可此人亦官亦商，在厦门有着很大的生意，不能长期驻台视事，便委派了一名代办赴台视事，可该代办见督办不去，自己也不去，同样也委派了一名代办，代理代办见代办不去，自己也走开了，使得基隆煤矿“长期没有个负责人”。［４８］而且该矿每个高级经理人员都可以派一名私人代表到矿任职，造成矿厂充满冗职，开支大增，而无人管事。于是各级经管人员上下其手，贪污盗窃，给矿厂造成严重的亏损。１８８２年１月，从矿厂运往基隆的煤，两次即亏损８４８０石，一次发运１９８５０石，而基隆港只收到１６５５０石，一次发运９０１０石，基隆港只收到３４３０石，“一转移间一月之内，耗至八千余石之多”。［４９］刘铭传也曾指出：“基隆煤矿创由官办，积习太深”。［５０］

自然，我们不能因为台湾洋务运动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就否定了台湾的洋务运动，我们认为台湾洋务运动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真正地将台湾从经济落后的后开发地区，推向了近代的新时期，只是由于清朝腐败无能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丁日昌、刘铭传他们花费了多年心血而兴办起来的台湾企业，１８９５年以后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利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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