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台湾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全面发展，将台湾经济推向了近代化的进程，但台湾的洋务运动也还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由于台湾洋务运动也和大陆各省一样，都是由地方长官倡导创办起来的，然而大陆洋务运动在进入７０、８０年代以后，已从６０年代的官办形式，进入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为主的形式，而台湾的洋务运动则仍然以官办形式为主，只有少数几个企业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台湾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后开发区，“土地初辟，横绝大海，往来多险，仕宦惮之”，［４３］内地官员除非不得已者，都不愿到台湾任职，即使去了也不愿在台湾久任久居。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规定：“台湾各官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一律“三年俸满即升”，内调大陆。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又进一步规定台湾各级官员任满二年半即内调。而且规定都不准携带眷属，只有年逾４０而无子嗣的人才能携带眷属。因此，台湾地方的封建地主势力较小，资金积累也少。即使有些贪官污吏，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也都满载而归，不愿在台湾经营。

二是台湾对外开放较迟，直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才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相继开放了台南、淡水、打狗、基隆四个通商口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才真正地进入台湾，这就比大陆整整迟了２０年。而且当时台湾人口稀少，市场不大，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台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台湾的土产资源茶、糖、樟脑、煤炭等，所以当年台湾的对外贸易，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当年参与台湾贸易的也只有２１家外国洋行，外国资本主义在台湾的经济势力，远不如在大陆那么大，所以西方国家除英、德两国以外，还都没有在台湾设立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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